亚洲马戏类演出中大猿数量增长——正如其非法贸易

泰国曼谷野生世界里表演拳击的红毛猩猩。视频来源：PEGAS

在运营了146年之后，玲玲马戏团 (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 由于门票滞销正逐渐减少马戏表演 (译者注：该马戏团已于2017年5月正式解散）。与善待动物组织 (PETA) 合作的灵长类动物学家Julia Galluci认为，这个行当的衰落反映出了美国人心中一种日益高涨的情绪：马戏类演出充斥着对动物“不恰当”的对待行为——若不描述为“不人道”的话 。

然而，这种情绪尚未蔓延至许多亚洲地区，这些国家的马戏和其他以动物为主的娱乐正蒸蒸日上。

越来越多的亚洲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里，主打大猿的大型演出与日俱增——常见的有强迫小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穿着滑稽的戏服陪游客摆拍，或者让它们“猴子学样”、跳舞和溜旱冰来取悦观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玲玲马戏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就叫停了大猿演出。

这些亚洲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的驯兽方式和圈养条件引起了人们对动物福利的强烈担忧，而为这些亚洲娱乐活动提供濒危大猿的非法贸易则在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心中亮起了红灯。

野生，而非人工繁育

理论上来说，亚洲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应该有能力人工繁育大猿或通过合法途径从国外引进人工繁育的动物来进行演出。然而，如下文中报道的证据所示，出现在亚洲动物表演中的许多动物都是幼时被从野外非法捕获的，而这一情况将持续下去。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 最近发布了一份细化马来半岛及泰国的野生动物景点对类人猿的需求的 报告。报告显示这些景点中的猩猩有很大比例来自野外，或者由于记录马虎而来源不明。例如，作者发现有57个泰国机构展出了51只红毛猩猩，而谱系登记它们的良种登记册上却只有21只的记录。

同样的，一个中国本土的动物福利组织——由于正在进行秘密调查要求匿名——认为绝大多数中国动物演出中的大猿源自野外。事实上，有一些演出甚至公开宣传其主演黑猩猩生于非洲。

虽然有中国的两个部级单位禁止在马戏中使用动物，该动物福利组织还是记录到了11个中国的野生动物园正在利用黑猩猩进行表演。其中至少有六个主打野外捕获的黑猩猩。

Daniel Stiles管理着终止奴役大猿项目(Project to End Great Ape Slavery, PEGAS)，且已对大猿贸易进行了4年调查。2013年以来他曾经数次探访中东、中国和东南亚，在这些地方他发现主打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的马戏类演出有所增长。

Stiles说，中国的马戏表演是最复杂也是规模最大的，而且吸引着海量观众。据报道，长隆集团旗下野生动物园在最近的春节期间，单日就接待了三千万游客。

TRAFFIC在中国的研究和其他的秘密调查显示，主打动物表演的演出确实泛滥，但并不能说动物园主和马戏团主一定是在无视国际贸易法的情况下知法犯法。中国进口商可能是共犯，但理论上来说他们也很有可能是犯法而毫不自知，因为只有供应链的非洲端被证实了篡改记录。中国和泰国官方并未回应和发表评论。

饱受创伤的“拍照道具”和表演者

年幼的大猿在非洲被捕获时就受到首次精神创伤，而后被贩往亚洲的旅途 (通常缺乏食物和照料) 则是二次伤害。它们随后被安置在据报道环境恶劣的动物园、马戏团和野生动物园——被剥夺了群居动物健康生长所必需的恰当关注、情感以及其他类人猿的陪伴。严苛的训练方式只会加剧其精神创伤。

从幼崽时期就被野外捕捉的大猿尤其脆弱。芝加哥林肯动物园 (Lincoln Park Zoo) 的Lester E. Fisher类人猿研究保护中心 (Lester E. Fisher 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Conservation of Apes) 主管Stephen Ross对此的解释是，猿生命中的第一年是决定它们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

Stiles的报告称，亚洲动物景点的驯兽师经常在黑猩猩和红毛猩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训练它们当摆拍道具。这些动物被迫陪游客拍照赚钱。然后，随着这些灵长动物年龄增长，它们开始被训练着在一些演出中表演从假拳击比赛到跳圆圈舞的一系列违背天性的把戏。

Galluci解释道，黑猩猩是社会学习者，因此被圈养的年幼黑猩猩会经常模仿它们饲养员的行为。但是，Galluci和Ross都认为精心编排的灵长动物表演所需要的训练几乎总得通过虐待动物来完成。

Stiles对此表示同意：“为了训练这些动物表演，饲养员几乎肯定会“不得不”将它们打至屈服，同时对好的表现进行食物奖励。这意味着这些动物不止饱受折磨，而且还很可能营养不良。

Ross对圈养的黑猩猩的行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将幼时被作为宠物或表演者的黑猩猩，与那些幼年时期能与更多其他同类接触的黑猩猩，二者展现的行为作对照比较。他发现由人类抚养长大且与其他猿接触机会有限的成年黑猩猩，成年后相对内向——哪怕是在比如收容所中改良条件下生活多年，依旧如此。这种内向倾向扰乱了黑猩猩与其他个体正常社交的动物本能。由此导致的野化趋势的丧失则意味着这些灵长动物毫无安全回归野外的可能性。

同样重要的是，Ross发现了观众看待表演动物和它们野生同类的主要区别——对这些动物熟悉反而让人们觉得保护工作没那么急迫。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经常在广告或者电视上看到黑猩猩的观众会想当然地认为，和其他种类的大猿相比，这些“常见”猩猩数量颇丰且不怎么濒危。假如这些亚洲的观众套用同样跳跃的逻辑，他们很有可能难以理解大猿保护工作的必要性，或正视动物景点对圈养灵长动物的有害影响。

随着类人猿的成长，他们的主人会越来越嫌弃它们。成年灵长动物更加难掌控，更不用说它们更加强壮，对公众和饲养者而言危险性更大。

成年黑猩猩尤其危险：2009年，康涅狄格州的一只宠物黑猩猩攻击了主人的女性朋友，几乎致其死亡。 (这一事件扭转了美国人养宠物黑猩猩的想法) 。

TRAFFIC忧心亚洲的表演猿们一旦“退休”后的遭遇，在其《类人猿需求报告 (Apes in Demand Report) 》中进行了阐述：“一旦动物们太老而无法完成这些活动项目，它们将遭遇什么并不明晰。”如果亚洲境内的动物摆拍和表演继续容于法律，TRAFFIC建议各机构在动物退休当时立刻通知国家有关部门，以处理其“关怀与安置”问题。

摄影记者兼调查员Karl Ammann认为亚洲的表演类人猿通常会“退休”到狭小、封闭的笼舍中，其余的，他说，直接失踪了。幸运儿则在动物收容所中度过余生。

象牙海岸 (Ivory Coast，科特迪瓦) 的动物贩子录制了该视频以向潜在买家展示他们在售的黑猩猩幼崽，视频被PEGAS截获。视频来源：PEGAS

贸易的规模

人们远远低估了大猿的贩卖情况，由于贩卖通常是非法进行的，其实际数字难以估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2013年的报告《被盗猎的类人猿》中记录道，2005至2011年间有1808只野生大猿被非法捕猎，然而这只是有记载的数目，流入黑市无法追踪的大猿数量则更多。而且多项研究表明，在捕捉或运输中死亡的动物比被没收的还要多。

TRAFFIC在报告中指出：“在捕猎—运输—最终买家整个过程中死去的类人猿数量远超交易的数量。”我们很难获知准确的数据，但TRAFFIC坚称死亡在交易环节中的每一步都会发生，从狩捕至运输，至到达最终的买家手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报告重申了这些观点：“这些数字很有可能全面低估了非法贸易所造成的真正影响。”规划署催促政府和各非政府机构合力保持和共享记录，以改善监控效果。

由于野生黑猩猩社会结构较为紧密，因此每一只黑猩猩宝宝被猎捕的背后都沾染了许多成年黑猩猩的鲜血。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调查发现，基本上每猎捕一只野生黑猩猩宝宝就要杀死10只成年黑猩猩。UNEP推断每有一只大猿流入黑市，其过程中就会有15只大猿死亡。成年大猿通常会被射杀，然后就成为了当地餐桌上的野味，或是运到大城市，甚至远销欧洲。成年大猿的头骨和身体也在非法渠道中买卖流通。

大猿非法贸易问题在诸如喀麦隆这样的国家中愈发严重。伐木开路等人类活动逐渐侵蚀了大猿的栖息地。在非洲和东南亚，越来越多的森林变成了油棕榈种植园，或是砍伐树木清理出场地以作他用。随着在野外遇到并捕捉动物的机会变多，穷困潦倒的猎人也越来越多，他们经验丰富，通常全副武装四处搜寻捕捉大猿，将其转手至走私犯罪网络。

据UNEP估计，2005至2011年间大猿数量由于非法贸易减少了22,218只，估测其中64%为黑猩猩，而56%被监管机构截获的是红毛猩猩。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称，与我们人类有着98%相似基因的黑猩猩濒临灭绝，全球总数量低至150,000只。红毛猩猩的现状则更糟糕，它们已被列为极危物种，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野生红毛猩猩数量不到120,000只。然而国际红毛猩猩基金会指出其实际数量可能更低。

令人担忧的是，UNEP认为大猿交易持续增加，导致野生种群数量锐减。大猿交易数量增加的一部分原因是刮起了一股豢养幼年灵长动物为宠的风潮 (主要是中东国家)，以及亚洲地区需要购入大量动物进行表演。

跨过法律的边界

华盛顿公约 (CITES) 是一项自1975年发挥效力，确保野生动植物的交易不会对它们的生存造成负面影响的国际条约 。目前183个签约国均按照规定各自颁布了本国法律以确保公约的实施。

在一份2014年的报告中，DLA Piper法律事务所指出，尽管所有签约国通过立法来达到华盛顿公约的要求，但这些国家法律有时却因不严密，或执行力度不够远未达到理想效果。

绝大多数情况下，逮捕到的罪犯少之又少。比如UNEP发现2005至2011年间非洲和亚洲仅有27起逮捕记录，与此同时却有记录显示非法贩卖的大猿数目超过1,800只。检控太少，判刑过轻，因此无法有效遏制之后的犯罪活动，于是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愈发横行昌盛。DLA Piper在报告中写道，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是继毒品、枪支、人口贩卖之后第四大非法牟利手段。

由于类人猿下属分类繁多，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某些大猿的交易是合法的。华盛顿公约为受保护的物种建立了附录Ⅰ、Ⅱ和Ⅲ。附录Ⅰ涵盖了受灭绝威胁的物种，除非出自非商业目的，否则不能作离境交易。

如果缺乏对交易的严密控制就会面临灭绝危险的物种划归在附录Ⅱ里。尽管所有的大猿品种都在附录Ⅰ上，但在经华盛顿公约备案的场所内人工繁殖的大猿可归入附录Ⅱ，从而合法交易。

但贩售者们经常钻华盛顿公约的空子，有时为了出口大猿伪造许可证，将野生大猿包装成人工繁殖大猿兜售。Ammann说，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令伪造许可证轻而易举。

2009至2011年间大部分中国进口的大猿都来自几内亚，这些交易均有许可证明自己的动物是人工繁殖的。然而环保人士指出，几内亚根本没有任何人工养殖机构，因此他们恳请华盛顿公约出面干预。实际上，“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商业性质的黑猩猩或红毛猩猩人工养殖机构在华盛顿公约注册备案过。”华盛顿公约组织法律合规部部长Juan Carlos Vasquez说。

因此2013年公约组织禁止几内亚进行任何附录物种的商业交易，并因发放虚假的许可证明而逮捕了华盛顿公约几内亚地区的管理负责人（罪名成立但后来被其总统赦免）。

中国作为几内亚黑猩猩供应链的另一头，没有因违反协定而受到任何惩罚，当局坚称他们并不知晓这些进口动物是野生的这一事实。不过Stiles和Ammann都怀疑中国涉嫌同谋。但无论如何，因为进口这个行为已经发生，只有中国相关管理部门自己根据国家法律进行处置。

跟中国一样，泰国同样身为华盛顿公约签约国通过了本国的保育立法，但大多数非本国物种并不受泰国法律保护。当有人因持有法律保护动植物而受逮捕时，举证的责任在于泰国官方，而非由嫌疑人提供合法进口证明。据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所了解，泰国目前正在起草新的法案，若通过的话非本国物种也能受到保护。在2016年1月华盛顿公约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公约劝勉所有签约国都能消灭这种漏洞。

解决方法创新

现在许多个人和组织都在发展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对付野生动物犯罪。目前发展出许多新技术，从民众举报应用程序，到实地DNA检测工具，还有实时追踪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数据库。

纽约大学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网络爬虫，希望籍此挖掘互联网上的动物及野生动物制品贩售广告。然而Stiles提醒，这款爬虫应用其实作用有限，因为涉及活物的交易通常发生在社交平台上而非网站。有证据显示目前非法大猿贩售的买家和卖家主要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交易，尤其是在中东。

2015年7月，野生动植物正义委员会（WJC）在海牙悄然成立。这个非盈利组织通过支持各国政府调查和检控野生动物犯罪来达到“唤醒正义”的诉求。

当与国家政府对话失败时，正义委员会可以在海牙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有独立公正的专家们审议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然而委员听证会并不像国际法院等其他司法机构一样拥有法律约束力。他们能做的仅仅是披露野生动物犯罪，以及提供如何制止罪行的行动建议。

“华盛顿公约只是一条国际条约，我们必须把工作落实到国家层面上去，”执行董事Olivia Swaak-Goldman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合作调查及公共法庭来终结野生动物犯罪。毕竟，现在时间不多了。”

可是现实却发人深省：只要还有人喜欢看黑猩猩跳舞打拳，只要在亚洲还有人喜欢跟红毛猩猩合影，那些偷猎者和贩卖者就会冒着犯法的风险去捕猎野生大猿来卖，从国外进口大猿的人也愿意伪造各种文件，而表演人员也愿意驯养 (甚至虐待) 它们。

想要保护大猿，亚洲人就需要有美国人民那样的认识——这些灵长动物不应被溜冰鞋和拳击台所束缚，它们应当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翻译：Siyu Zhou (EduInfinity)、Xingyang Li (EduInfinity)
校对：Ruilu Chen (EduInfinity) 、Yiyao Feng (EduInfi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