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的伐木的禁令生效，对关坝地区依赖木材的居民转向非法狩猎、伐木、和采摘，经常导致大熊猫栖息地被破坏。
- 自2009以来，居民不断尝试发展破坏性更小的谋生手段，包括养蜂、养鱼。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巡逻队，以打击非法偷猎和伐木。
- 现在他们正在增加新的项目，希望能有一个经济上和环境上可持续的生计来源。
对养蜂人来说，春天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蜜蜂在繁殖，并且蜂群可能开始泛滥。四月下旬的闷热的一天，李欣瑞来到山谷深处，这在他和其他当地的养蜂人安置蜂箱的地方。各种颜色的野花散落在路边，而紫色和白色的杜鹃花长在更高的山坡上。
经过一个废弃的木棚，李欣瑞告诉Mongabay那里曾经是他家的一个羊圈，可以装100只羊。
“在这山谷曾今共有50头牛和500只羊，但自2009以来，为了山谷中的自然保护，我们推出了养蜂作为村民的替代生计的缘故，，牛和羊的总数下降到低于10和100，”他解释道。
需要新的谋生方式
关坝山谷并不完全是荒野，其次生森林郁郁葱葱，得到良好的保护。山谷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平武县，距成都市约300公里（186英里）。
对于濒临灭绝的大熊猫而言，关坝山谷是它们在附近几个自然保护区的重要迁移路径，这些自然保护区还是许多动物的家园。2012年该地区最新的大熊猫调查数据显示，该山谷生活着六到七只大熊猫。关坝山谷还为该地区约900名村民提供饮用水。
和中国多数山区一样，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关坝山谷遭到严重砍伐、偷猎以及过度捕捞。尽管1998年中国曾颁布法令禁止大规模砍伐森林，且政府对猎枪进行没收处理，标志着该时期非法狩猎行为告一段落，但威胁依然存在。
关坝山谷的居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仅靠微薄的政府补贴来补偿其损失，因此，以木材为生的村民不得不寻求一种替代手段来谋生。许多村民又开始从事非法狩猎，暗中砍伐树木，采集珍惜蘑菇和草药，以破坏大熊猫栖息地为代价。
2009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家国内民间环保组织──来到关坝村，由此带来了真正 的改变。关坝村有大约100户人家，大多数生活在单层的砖房中，后院种着些许蔬菜，养着一些家禽，坐落于山谷中央。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目标是帮助村民发展破坏性较小的生计，减轻山谷生态系统的压力。在保护中心的科学导下，由政府出资，村民们重建养蜂合作社，成立巡逻队，打击山谷中非法盗猎和乱砍乱伐行为。
正是由于村民们的努力，根据村民描述和科学监测，野生动物数量大大增加。除了大熊猫，金色金丝猴（川金丝猴）、野猪、羚牛、毛冠鹿和金鸡（红腹锦鸡）均生活在山谷中。
养蜂
在养蜂初始阶段，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邀请了总部位于北京的一家公司帮助关坝村的有机蜂蜜创立品牌，进行市场销售，公司名为蜜蜂熊猫，或熊猫蜜蜂。根据严格的项目要求，本土蜂种生长的蜂箱必须距社区住宅至少3公里远，以避免花源被化肥污染。并且为了确保蜂蜜的质量，蜜蜂熊猫公司负责监督和管理整个生产过程。
蜜蜂熊猫公司的市场总监陈渊明（Chen Yuanming）告诉Mongabay，其公司购买的蜂蜜是从当地合作社购买，每公斤100元以上（约15美元），其市场均价比同类产品高出20％。
陈渊明说：“通过生产蜂蜜，村民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因此，一些当地村民不再诉诸于打猎或以大量采集野生药材为生。村民也不再放牧，因为这可能会污染水源。”
“每年，蜜蜂熊猫公司将蜂蜜销售利润的10％返还给当地居民，用于改善养蜂技术，改进野生动物监控设备，保护巡逻活动，或者提高当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陈渊明称。
尽管蜜蜂熊猫仍然是一个小众品牌，但是其正在开拓海外市场。
在过去七年中，关坝村的蜂箱已经从十几个增加到500多个。2013年，该村拿到蜂蜜合作社的全部所有权和管理权，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承担相关责任。同时，经过保护中心10名成员、34名股东和关坝村民投票表决，李新瑞被选为主席。截至目前，新合作社已成立管理委员会，明确各项规章制度，并于每季度定期举行会议。
李新瑞说，合作社除了为蜜蜂熊猫公司提供有限的蜂蜜外，还推出自己的当地品牌，叫做藏香土蜜，开发线上和线下市场。
“一个主要问题是，通常一旦得不到民间组织的资金支持，如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合作社的任何事情都无法进行。因此，为获得长期影响力，我们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并尝试通过一些市场激励机制来促进发展。”李新瑞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合作社完全可以维持生计。2013年至2014年，我们的股息收益是市场价格的40％，2015年达到80％。”
李新瑞，30岁出头，在他看来，蜂蜜生产有助于维持村子的生计，促进对自然的保护。
振兴当地渔业
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帮助下，关坝村民们也开始努力保护当地河流，并取得一定成就。村干部乔亮（Qiao Liang），三十五岁左右，他表示，该河过去盛产一种叫做石爬子（石爬鮡属）的鲶鱼。然而，在四川，石爬子被视为一种美味佳肴，并在最近几年，其价格飙涨至每公斤超过1400元人民币（214美元）。乔亮告诉Mongabay，在过去十年中，关坝河中几乎看不到鲶鱼的踪影了。
“许多本村和外村村民用毒药或电棒驱赶石爬子。四川将石爬子列为保护物种，”乔亮说。
“2009年，关坝村成立巡逻队，设置相机监视野生动物和人类。我们发现相当多人在山谷非法捕鱼。”乔亮说。
自从2013年，关坝村每年春天都会投放石爬子幼苗，石爬子的数量现已大大增加。
“为了激发其他村民保护环境的欲望，下一步，我们正打算今年繁殖季一过，就捕一部分鱼到市场上销售，然后将赚的钱分给村民，使每个人都看到保护自然带来的影响和利益。”乔亮说。
他补充说，关坝还计划做些其它的营生，包括种植当地核桃以及珍贵草本，从长远打算，还要发展生态旅游。
“鱼苗支出约10000元[1,500美元]，带来了50万至60元[76,300到91,600美元]的利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保护工作所带来的无形价值: 河中的鱼儿代表着我们良好的自然环境，由此吸引游客的到来。”乔亮说，他的眼睛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社区巡逻队
乔亮的一番话以及他眼中闪烁的光芒然引起斯图尔特•皮姆（Stuart Pimm）的共鸣。 斯图尔特•皮姆是杜克大学生态保护专家，他告诉Mongabay记者：“如果当地居民看不到地方保护的利益，那么无论出台什么法律，都终将毫无效果。”
中国在国内外进行的项目表明：转移当地居民，在保护区内限制开采自然资源，给予少量补偿款甚至零补偿，所有这些措施使得当地居民对保护小组和保护项目越来越怀有敌意。这往往会导致冲突，迫使当地居民违反规定，非法狩猎，谋取利益。上述行为发生的频率虽然大大降低，但是在关坝仍然屡见不鲜。
生态学家安东尼•辛克莱（ Anthony Sinclair）和生物保护学家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在2010年出版的书籍《荒野草地》（Wild Rangelands）前言中写到：“当地居民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他们的生活不是牺牲品，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认知、文化以及是否愿意合作。最理想的状态是，社区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和管理他们当地的资源：对资源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依赖当地居民的意愿和参与度。
在关坝山谷，森林覆盖率达到133平方公里（51平方英里），其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十分复杂。由于当地平武县林业局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对整个地区进行巡逻，2009年关坝村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巡防队。当地林业局每年支付给巡逻队一定补助金来弥补其由于保护当地林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补助来源于中央以及省政府。（其他大部分社区简单地将补助平分给居民）。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增强，保护区内的非法活动大大减少。
在中国，类似的社区保护项目总共有六万个，采用了不同的措施，其中在四川就有300个保护项目。关坝是典型的成功模式，国内其他大多数项目只是有名无实，由当政府启动，但是缺乏健全的机制或者是资金来源。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项目专员冯洁（Feng Jie），主要负责关坝项目，在成都的办公室里他告诉Mongabay称：自我激励是促进关坝村居民保护环境的关键因素。
冯喆说：“每年政府对森林保护的补贴有限，难以满足村民失去生计所造成的实际损失。因此，只有使社区居民直接从保护中受益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冯喆说：“就关坝而言，蜂蜜、鱼、胡桃产业等均与关坝的水源、森林有着密切联系。”
对于社区而言，有时候，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可以相互促进，而非互相矛盾，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模式来平衡两者间的关系。关坝村离这一理想模式越来越近，但是仅依靠蜂蜜合作社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所有村民。李新瑞，乔亮和其他当地居民希望通过种植核桃、捕鱼以及其他举措，既能养活自己，同时又能保护自然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