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和油棕榈种植户合作帮助猩猩，但进展缓慢

[尼亚鲁曼腾（Nyaru Menteng ）康复中心位于印尼中加里曼丹中部，其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婆罗洲猩猩生存基金会（Borneo Orangutan Survival Foundation, BOSF）的记录。每份记录都有获救猩猩的照片和它在 BOSF 的名字：孤儿宝宝Kejora，康复的Mona，受伤的 Grepy，另有超过 1100 只这样的猩猩。

每本相册都是一只猩猩详尽的生活故事：它在哪里被发现，它最喜欢的食物，慢性疾病，以及 BOSF 将它放归野外头两个月的日常活动（煞费苦心地每五分钟记录一张）——像宠爱孩子的家长那样记录所有细节。

为应对婆罗洲森林快速砍伐和种植园开发，将种植园中的猩猩转移到保护区 早已成为动物保护的常规方法。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BOSF如今却与其他猩猩保护组织一起，试图减少救援的数量，转而与油棕榈企业合作，在种植园中维持猩猩的栖息地，把这些猿猴留在它们原来的家园里。

詹森•雷加利诺（Jhanson Regalino）是现场经理，负责非政府组织在中加里曼丹地区的活动。他告诉我们自己并不希望有更多的猩猩被“收养”，反而想让猩猩留在油棕榈种植园中，BOSF尼亚鲁曼腾中心80％猩猩都来自种植园。

雷加利诺坚持，商业利益应该在企业用地中建立“高保护价值的”森林飞地，从而承担部分保护猩猩的责任。而不是简单地与 BOSF 或者猩猩国际基金会（Oranguta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和国际动物救援（International Animal Rescue, IAR）这样的保护组织签订合同，把被困的动物“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森林保护区。

其实，企业也应该这样做。不少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企业都参加了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Sustainable Palm Oil, 后文简称“圆桌会议”），该会议章程第五条关注环保责任。该条款规定：所有成员在开展森林砍伐或建设活动之前，都必须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如果发现濒危物种，该企业有责任“确保”动物依法受到保护，“控制”该地区非法狩猎，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解决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企业还必须识别和管理高保护价值的栖息地，并尝试保留任何现有的野生动物通道。

目前为止，非政府组织应众多油棕榈企业的要求，将被困在企业用地上的猩猩转移走。评论者认为这违背了圆桌会议承诺的精神——如果算不上明目张胆违反条文的话。目前，BOSF通过本机构的康复中心将猩猩转移至保护区，收取每只动物每天35,000 印尼卢比（2.60美元）的费用。（BOSF尼亚鲁曼腾康复机构的经理丹尼• 库尔尼亚万（Denny Kurniawan）解释说，这是“伙食费”。）

非政府组织改变心意并不是麻木无情，而是算术问题。“抚养费非常昂贵，而且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将猩猩放归。”西南婆罗洲IAR康复中心主任卡尔梅拉• 桑切斯（Karmele Sanchez）告诉我们。

全世界仅存的 60000 只猩猩大多数生活在婆罗洲岛上，森林变为油棕榈种植园是威胁猩猩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最近的一项分析表明，截止2010，约 25000 平方英里（即婆罗洲面积的9％） 已经变成油棕榈种植园。据Arcus基金会最近发表的《 人猿状况》报告：如今，婆罗洲猩猩在该岛西侧的生活范围有五分之一属于尚未开发的油棕榈承包地。

桑切斯和其他人还表示;如果企业继续将猩猩移交给非政府组织，并转移到森林保护区，保护区有超出承受能力的风险。

通过圆桌会议进行改革

业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成立于 2004 年，由 2800 余家油棕榈企业和保护组织自发组成，它公开的宗旨是使油棕榈种植园“在法律、经济上可行，对环境适宜，对社会有益”。加入圆桌会议的成员开始被视为“可持续”棕榈油的代表，因为想要成为会员、产品带有圆桌会议生态标签的公司，需要遵守一系列的标准。

然而，企业落实保护政策时过程不透明而且缓慢，特别是对于高保护价值土地评估和结果的管理流程，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越来越不耐烦。现在，他们正在组建委员会，以加快“标准化”进程，希望圆桌会议会采纳他们的建议。

以最近成立的两个委员会为例，两个委员会均由油棕榈生产商和动物保护非政府组织组成，专注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猩猩保护。其中，棕榈油与非政府组织联盟（Palm Oil and NGO Alliance），或称 PONGO联盟（Pongo是猩猩的拉丁属名），成立于2015年年中，是由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猩猩土地信托（Orangutan Land Trust）牵头的。该组织的目标是为企业的高保护价值土地建立评估标准，并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政策。这个组织共有16个成员，包括五家油棕榈种植公司，两家土地评估商，和动物保护组织。

PONGO联盟成员哥本哈根动物园的东南亚项目主任，卡尔• 特雷霍尔特（Carl Traeholt）这样解释：圆桌会议目前过分强调“‘输出’而非‘结果’”。特雷霍尔特用辅导班打了个比方，这种情况就像只统计自己开办了多少英语班，而不管在这些班里有多少学生能通过英语语言能力测试。他告诉我们：同样，在砍伐森林之前“记录两次与利益相关者的会议”，并不等同于让邻近社区事先知情并完全同意——即使这么做已经符合圆桌会议的要求。

至于在种植园的高保护价值土地内管理猩猩，特雷霍尔特认为一个真正注重结果的方法需要企业坚持不懈地衡量其用地范围内的猩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水、筑巢地点和潜在配偶。”

这将要求公司“尽可能了解其用地森林中的每一只猩猩”。特雷霍尔特说，这是个简单的任务，因为每个高保护价值地只有最多20只猩猩。他协助调查了马来西亚油棕榈公司联合种植园（United Plantations）和新加坡丰益公司（Wilmar）的企业用地，通过这项工作，特雷霍尔特能“预感”到有多少猩猩生活在种植园的高保护价值地中。他感叹，目前为止，很少有油棕榈公司在自己用地范围内对猩猩做完全的种群调查。

非政府组织与圆桌会议外的企业协作

有些猩猩保护者不仅比圆桌会议委员会成员更为悲观，认为企业不会对其地产上的猩猩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且完全不信任圆桌会议的联盟建设。

哈尔迪• 巴克蒂安托诺（Hardi Baktiantoro）是猩猩保护中心（Centre for Orangutan Protection）的创始人。截止2007年，他在BOSF协助转移出油棕榈种植园里的256 只猩猩，这些种植园包括圆桌会议成员春金集团（Musim Mas），丰益国际和布米达马农业（Bumitama）所有的土。此后，他放弃了BOSF的工作。

“乍看之下，圆桌会议似乎能完美地解决棕榈油引起的环境问题，甚至能拯救猩猩，”巴克蒂安托诺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们，“成员有很多的标准和原则必须[遵循]。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企业还在砍伐森林，为什么猩猩仍然深受其害？”

巴克蒂安托诺将圆桌会议视为“把企业名声‘洗绿’的方法，这对于他们在消费者中的形象非常重要”。

“但是，一旦得到了好名声，接下来呢？”他问道，“承诺可不只是完成‘作业’，或者被点到名时才改正错误。承诺意味着不做危及猩猩的事。”

非政府组织BOSF和IAR隶属于圆桌会议和PONGO联盟，它们的现场管理人员承认，新近筹划的委员会迟迟未能改变现状。所以，这两个非营利组织也正在尝试另一种战术：直接与个别企业联络，设计和监管企业的高保护价值土地，实施对猩猩来说“最好的管理实践”。

迄今为止，结果好坏参半。

IAR 总监桑切斯说，最佳管理办法是：企业创建标准作业程序处理其承包地内发现的猩猩；引导生活在企业附近的村民，不能在企业所有的土地上猎杀猩猩，并遵守其他环保法规；建立“保护队”，以“协助观测、抢救和转移在其承包地范围内的猩猩”。

作为新模式的一部分 ，IAR 正在与农业巨头ANJ农业的子公司，油棕榈生产商 PT Kayung 农业公司(PT KAL) 合作。该公司有一支动物保护队，定期观测其高保护价值森林中的猩猩。去年横扫加里曼丹的毁灭性火灾 之后，IAR 将他们在 PT Kayung农业公司种植园中发现的 11 只猩猩放归了该公司的高保护价值森林。

据 IAR 总监桑切斯所说，要处理栖息地变成油棕榈树种植园的猩猩，与企业合作是唯一高效的方法。她认为，要求将猩猩转移出自己承包地的公司只想“摆脱问题”。IAR 附近全是油棕榈承包地，桑切斯认为 “没有足够的森林能容纳所有获救的猩猩” ，除非国家公园和其他保护区 “爆棚” 。

BOSF的雷加利诺认为，与油棕榈公司单独谈判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与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者村庄部分管理的森林不同，可以明确指定公司划定的高保护价值地点用于保护和就地养育猩猩 。

“在 Mawas有很多的利益相关方。”雷加利诺解释，说的是中加里曼丹BOSF 与地方政府林业厅共同管理的法律保护区，占地1193 平方英里。据IUCN 的最新记录估计，Mawas有5000只中央婆罗洲猩猩亚种（wurmbii），也是这个亚种在全世界范围内较大的种群之一。Mawas的森林与油棕榈种植园接壤，非法伐木者、燕窝采集者和传统水乡渔民小队时常进入该地区。因此，虽然在纸面上森林受到保护，实际上却很难成功地保护森林和生活在其中的猩猩。

雷加利诺说，讽刺的是，在企业用地内的保护区比较容易界定。由于该公司在法律上拥有这片土地，所以只需要与一个正式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谈判。即使如此，流程也不简单。

PT Mentaya Sawit Mas公司的油棕榈种植园范围内有一片15平方英里的高保护价值森林，BOSF 正在这里建造一条野生动物走廊。PT Mentaya Sawit Mas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商——丰益国际在中加里曼丹的子公司。BOSF，丰益国际和中加里曼丹政府三方于 2011 年针对这个项目签署了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当时，雷加利诺认为最好的管理实践程序会在几年内制定出来。

但进展一直很慢。事实证明，不仅要与当前的合法所有者交涉，还要与这片土地历史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打交道。“你需要每个人都同意你的计划，尤其是油棕榈树林里或周边的村民。”他说。

他承认这绝非易事。“今天他们可能同意了，”他说，“然后第二天又怀疑我们。”

去年七月，BOSF 终于促成 PT Mentaya Sawit Mas 的承包区内的五个村庄签署另一项合作备忘录。

自然资源保护者都承认，与公司和当地居民协作进行保护工作很复杂，有时慢得令人沮丧。即便如此，IAR 的首席生物学家盖尔•坎贝尔•史密斯仍然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可以避免将越来越多的猩猩转移到已经很拥挤的保护区——或者完全放弃这一物种。

“当然，PT KAL 应该对早前很多猩猩的死亡负责，但纠缠于过去是没有用的，”她在 IAR 的康复中心告诉我们，“现在企业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承包的土地都位于剩余的保护区之内。”

参考文献

• Gaveau, D.L.A., Sloan, S., Molidena, E., Yaen, H., Sheil, D., Abram, N.K., et al. (2014). Four Decades of Forest Persistence, Clearance and Logging on Borneo. PLoS ONE 9(7): e101654.

翻译：张雪杉 (Eduinfinity)
校对：刘玥璠 (Eduinfinity)